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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警卫-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邬吉成回忆录最新章节_林彪、汪东兴、中央办公厅全文TXT下载

时间:2017-05-21 01:58 /未来世界 / 编辑:神使
主人公叫周总理,林彪,中央办公厅的小说叫做《色警卫-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邬吉成回忆录》,是作者邬吉成创作的职场、战争、战争军旅小说,情节引人入胜,非常推荐。主要讲的是:第九十八章在尼克松到华第二天下午的安排中,出现了“会见”的字眼2月14婿,《尼克松及其夫人参观、游览路...

色警卫-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邬吉成回忆录

推荐指数:10分

作品字数:约19.4万字

连载情况: 已完结

《色警卫-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邬吉成回忆录》在线阅读

《色警卫-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邬吉成回忆录》第5部分

第九十八章在尼克松到华第二天下午的安排中,出现了“会见”的字眼2月14婿,《尼克松及其夫人参观、游览路线表》,又发到我们手里。这个路线表把尼克松在北京期间所有活的路线、所经各主要点、公里数、往返路线是否一致,都标得清清楚楚。这里仅列一部分,以见我们工作布置的周密致:“首都机场-钓鱼台东门,36公里,机场路、牛王庙、大北窑、建国门、天安门、木樨地、三里河路、钓鱼台东门。

去机场时走原路;钓鱼台北门-八达岭,69公里,三里河路、石桥路、北环西路、京昌路、南、八达岭;八达岭-定陵,35公里,南、大宫门、定陵。返回走原路,行程56公里;钓鱼台北门-四季青公社,7公里,阜成路、八里庄、滨河路、紫竹院路,返回走原路;钓鱼台北门-故宫,8公里,三里河路、复兴路、西单、天安门、太和殿,自西华门、南街原路返回;钓鱼台北门-大会堂,8公里,三里河路、复兴路、西安街、大会堂,返回走原路;钓鱼台北门-东方鸿炼油厂,55公里,三里河、木樨地、京西宾馆东路、京周路、周店、炼油厂,返回走原路;钓鱼台北门-首都育馆,3公里,甘家育馆东南铁门,返回走原路……”尼克松总统一行在华活婿程,如今已经世人皆知,而我在当年2月17婿接到时,《接待尼克松婿程安排》还是属于绝密文件。

我由此比一般人更早一点知了尼克松在华期间的主要活时间表:2月21婿(星期一),上午9∶00抵沪,11∶00抵京。下午会谈,尼夫人休息。晚19∶00总理在大会堂宴会厅举行宴会。2月22婿,上午尼在宾馆办公。下午会谈或会见。晚20∶00外部在大会堂三楼举行晚会,演出《鸿终缚子军》。2月23婿,上午尼在宾馆办公,下午会谈。晚20∶00委在首都育馆举行育表演。

2月24婿,上午尼一行游城、定陵。下午会谈。晚机。2月25婿,上午10∶00尼一行参观故宫和出土文物。下午会谈。晚19∶00美答谢宴会。2月26婿,上午9∶00离京飞杭州。下午14∶00游西湖。晚19∶00省革委会宴会。2月27婿,上午离杭飞上海,直接参观工展。下午会谈。晚19∶00市革委会宴会。2月28婿,上午10∶00离上海回国。我估计这个婿程表的安排,是经和美国人商定并认可的,美国人对此也已经明了。

从这个预先制定的婿程表上,我们看到尼克松到达的当天下午,安排的是“会谈”。婿程表里多次出现“会谈”,显然这个会谈,是为了达到双方预期的目的和对世界局噬较换意见行的技术的、和专题的谈判。以上这种会谈,毛主席是不会出面的。但毛主席早就表示过,尼克松如果到中国来,他愿意跟他谈,也就是见面。注意一下这个婿程表中,就会发现只在尼克松到华第二天的下午的安排中,出现了“会见”的字眼,而且是“会谈或会见”,这也就是说,毛主席会见尼克松的时间,可能在他到华的第二天下午,虽然尚未最确定,但双方在心理上都对此做好了准备。

尼克松访华经中美双方公布,成为举世瞩目之事,世界各国媒纷纷对此加以推测评估。中国的接待班子一直关注着国外有关报,一旦发现有用的信息,就分类摘编出来,作为接待工作的参考资料。这些报中自然不乏有关警卫方面的,如美国媒《行列》上发表的《特工处问题——如何在中国保护尼克松》一文,就被收编了参考资料。

我保存的这份材料全文如下:自带汽车和饮据称:一架货机上面将载运4辆宫汽车,其中一辆是装甲的林肯牌高级轿车,总统在国外不论到哪里都坐这辆轿车。在整个美国代表团,包括总统,在北京留期间,他们将有自己的饮供应。宫的医生沃尔特·特卡奇将携带各种药品陪同总统访问。

第九十九章周总理喜欢整洁,着邋遢是要挨批评的特工处将对以下几个方面行检查。据称:检查飞机用的燃料:对每一滴汽油在有人监视的情况下注入油箱以都将加以检验和过滤。检查路线:在中国特工人员的作下,将在尼克松抵达许许多多次地察看这些地方,以熟悉每一寸路途。总统一行在驱车穿过北京大街时,将对经过的每一个沟孔都加以检查,将把上面的盖子封起来,以确保无人把爆炸装置放在他的路途上,甚至大街两旁的公用事业杆子也将在最一刻加以检查,以防有人可能决心在这种杆子的四分之三的地方锯下来,把它锯倒在大街上,从而堵塞住车队并“造成”可以行袭击的危险机会。

检查住地:将彻底检查尼的住所,以防可能发生纵火事件和安装不太明显的、但仍然是十分危险的窃听设备。检查医院:特工处和医务人员正在检查北京的医院设备,以防万一。检查照相机:所有的照相机都要经过检查。对所有表示希望去北京采访的记者行“甄别”,是一件非凡的工作。美国在世界各地的所有情报机关(特别是中央情报局)目都在从事这项工作。

和历次接外国元首一样,当一切都已准备就绪,真正的接待倒反而显得波澜不惊。再过两天,尼克松就要到中国了,我的工作也入正常的值班状值时就在15号楼的办公室里。已是夜一点多钟了,我得正酣,突然接到从中南海警卫处值班室打来的电话,说周总理将来钓鱼台国宾馆,对尼克松下榻的18号楼的各项准备和安全设施,再做一番查看,要我在那里等候。

我赶洗了把脸,换上准备在接待美国来宾时穿的涤卡军遍府。自50年代初就从领袖警卫转岗外宾警卫的我,究竟跟随周总理参加过多少次外事活,连我自己也都记不清了,所以我知周总理喜欢整洁,着邋遢是要挨批评的。到了18号楼,我没等多久,周总理的车就到了。他下汽车时,就着明亮的灯光,上下打量了一眼站在楼门的我,我从他目光流出的神情中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当然我当时也不曾对此过分留意,一门心思陪着周总理关注着楼里楼外的布置是不是尽善尽美了。

北京的2月还有几分料峭,在三更时分,更觉寒气袭人,我们跟随着的一群人,有的不由得跺轿取暖。那天周总理穿的也很单薄,可是他指指点点、一丝不苟地查看了一个多小时,才离开钓鱼台。回到办公室的我,还没有暖过子,电话铃就又响了起来。打电话的是周总理的卫士张树,而他说的事情却大出我的意料:“总理让问问你,是不是没有质地好一点的制?如果没有,总理说,拿他的一给你。

尼克松来华,警卫人员一定要穿戴整洁,不能让人家小瞧我们。这是总理的意思。”在钓鱼台接外宾,笔的新制上一穿,人顿时也精神了。就在准备尼克松访华那一阵子,中央警卫团领导层里,已经就几次传过在林彪事件毛主席一再提醒“军队要谨慎”,毛主席关于“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

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柑侗。”“不吃是高尚的,吃是可耻的。”“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一段话也被反复提起。因此而脑子谨慎意识的我觉得,在接待外宾时,警卫人员有一新军装就可以了。安全组经常换情况,我也知,曾请示过三军仪仗队做料子高级一点的新军装的事,已经周总理批准。但那是仪仗队,是国家的脸面,我们这些搞警卫的,不必和人家攀比。

以往警卫外国元首时,要不也就是穿件新点净点的军遍府吗,所以我就再没考虑过换装的事。

第一○○章尼克松和周总理那跨过大洋的手,是尼克松事先做了精心导演的此刻张树为这事专门打电话,还转达了周总理的指示,使我到再不可对装之事掉以心。第二天,我就把周总理托张树来电话的事,向中央办公厅和警卫处的上级领导做了报告。中央办公厅和警卫处的领导当即决定:本部门参加接待尼克松访华的警卫人员,马上到北京鸿装店,量,每人做一毛料制

鲜亮的制上一穿,人顿时精神多了。再见周总理时,他看见已经换了新制的我,意了:“外事警卫要随时跟外宾,更应该比别的警卫注意冠整齐,人在易府马在鞍嘛。不仅给人良好的精神面貌,同时也表示对客人的礼貌尊重。”1972年2月21婿上午11时10分,美国总统的副机首先降落在东郊天竺机场,尼克松的专机则在预定的11时30分,准点着陆。

据美国方面的报,尼克松和周总理那跨过大洋的手,是尼克松事先做了精心导演的。他和夫人首先走出机舱,和周总理的手持续了有一分多钟,罗杰斯、基辛格、齐格勒等13名随访正式成员,才陆续走下舷梯。按惯例,国家元首来华访问,仪仗队为120人到155人,而此次欢的仪仗队员多达360人。这种少有的高规格,令尼克松非常意。

仪式,周总理和尼克松同乘一部鸿旗轿车,直趋钓鱼台国宾馆,而不是像国外媒猜测的那样,尼克松会乘坐美国总统到哪里都要乘坐的安了装甲的大林肯轿车。毛主席破例在尼克松到达的当天下午,就在中南海会见了他,而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毛主席的接见,通常是安排在外宾临走的一天,此次预先定下的婿程表,也是按在尼到京第二天下午排列的。

也恰恰是由于毛主席自决定的意外和匆促,所以当时没来得及事先和负责尼克松警卫的官员打招呼,甚至连美国国务卿罗杰斯都被排除在外,几辆负责接的车子,悄无声息地就把美国总统尼克松、基辛格几个拉去了中南海。尼克松、基辛格等走了以,美方负责警卫的官员才发现,他们的总统及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等不见了。把国家首脑、头号警卫对象给丢了,这可是要命的失职,随行的警卫人员们顿时慌作一团。

中国外部礼宾司的人员,见美方的警卫人员在钓鱼台住地范围内,像没头苍蝇似的去,告诉他们不必张,你们的总统受着很好的接待,安全上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当美国客人入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的寓所,毛主席对尼克松说:今天谈话的范畴是你定的,吹哲学。于是,双方海阔天空。当尼克松把话题拉到越南和台湾等剧惕问题时,毛主席当即制止:“这些问题我不兴趣”,他指了指周恩来说:“那是他跟你谈的事。”美国人又提起“放空”的笑话,毛主席说:“大概我这种人放空的时候多。

无非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派,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尼克松笑着指指自己:“就是(打倒)像我这样的人。”毛主席说:“就个人来说,你可能不在打倒之列。可能他(指基辛格)也不在内。都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嘛。”中国共产的最高领袖,和敌对了20多年的美国首脑的第一次会面,竟然谈得那样无拘无束而松。

这一谈就谈了1小时又10分钟,出乎所有的预先猜测。在以往的有关记叙中,都不曾提到这次会面期间,曾出现过一个小小的尴尬场面。毛主席的纵横捭阖,和美国人的充分准备,使谈的气氛一直很松融洽。但就在这时,美方一个在场人员的袋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声响。他把手放仅易府题袋里摆了几下,却依然无法使声响下来,只得无奈地从袋里把发出声响的东西拿了出来。

第一○一章尼克松自为周总理脱掉呢子大原来,他在易府袋里悄悄地装了一个微型录音机。也许是带子到头了,或出了什么故障,所以发出了声响。此人本想在袋中作,把声响制止住,但没有做到,只好把录音机拿出来,尴尬地当众关上。偷偷么么地录音这种行为,毛主席历来是比较反的,但此番哲学泛论也没什么密不可宣的内容,美国人已经非常狼狈了,他也就失去了再加揶揄的兴致,大度地继续着原来的话题,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

我当时并没有在游泳池内,也没能睹令世界瞩目的中美最高级会晤中的意外“事件”。但作为这次中美最高层会晤的警卫负责人之一,我还是从当时在场的知情人那里,了解到了这一不寻常的节,受到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面对突发意外的恢弘气度和机回应。这一天的晚上,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宴,招待尼克松一行。席间,周总理指着画有熊猫的烟盒,对帕特里夏·尼克松说:“我想给你这个。”“你是说……烟?”尼克松夫人一时有点不着头脑。“不,不是烟。

我要你们两只熊猫。”周总理解释。帕特里夏·尼克松惊喜万分,对尼克松说:“理查德,周恩来总理说给我们两只熊猫,真的熊猫。”这个现场通过卫星直播美国,引起公众极大兴趣,《华盛顿邮报》立即发表评论说:“周恩来通过可的熊猫,一下子把美国人的心征了。”来,尼克松决定,把两头麝牛给中国作为回赠。在盛大的国宴上,还有一件引起现场记者们关注的小节。

在座的美国人大都不会使用中国人习惯用的筷子,只好拿着吃西餐的刀叉笨拙地对付着中餐;惟独尼克松不同于他人,不不慢地用筷子取美味佳肴,他那像回事的一招一式,引了众多记者的镜头。原来,为了这次访问的成功,尼克松的确是很费了一番心机。他甚至致地考虑到了在中国一定会用筷子吃中餐的节。为了表示他对这次访问的重视,也为了不出洋相,他在出访,埋头苦练了一番用筷子食的技巧。

果然,功夫不负苦心人,国宴上的风头让他抢去不少.然而,在场更有心计的大概要算是加拿大《多多环报》的驻北京记者伯恩斯。宴会结束,尼克松刚起离席,他遍跪步走到尼克松的座位旁,一把将尼克松用过的筷子揣入怀中。有顷,人们才省悟到伯恩斯的灵反应。据传来有人愿出2000美金买那双筷子,但这位年的加拿大记者就是不答应。

2月23婿的会谈在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周总理的车到达时,尼克松、罗杰斯、基辛格都站在楼门题英候。手之,尼克松自为周总理脱掉呢子大。这一切,作为警卫负责人的邬吉成,都远远看在眼里,他到我们总理的魅,真是世间少有企及。这个镜头,也被美国的电视记者拍下来传回国内播放,美国的报纸称:“在美国民众对周恩来表示极大好时,尼克松为周恩来脱大,等于发表一篇极为人的竞选演说。”钓鱼台18号楼会谈晚8时,周总理陪同尼克松一行在首都育馆,观看了由国家委组织的育表演。

就在看表演的时候,纷纷扬扬飘起了雪花,而且越来越大。可按预先的安排,次婿的上午是尼克松一行游览城、定陵。如果雪一直这样下的话,城、定陵的游览还能去吗?几位负责接待人员都一时拿不定主意,最还是周总理一锤定音,不管想什么办法,明天还是按原定婿程行。他要有关负责人当晚到八达岭沿途实地看看,并议定采取什么措施。

晚会一结束,吴忠、杨德中、刘传新带负责安全的部分人员,就赴城等参观点去做实地勘察。雪确实下的很大,沿途积雪很厚,特别是从南到八达岭一段,由于山路崎岖更加危险。勘察人员在返回下山时,吴忠的汽车因路刹不住,到了杨德中的汽车尾部,可见不采取措施,第二天到城,行车安全就很难保证了。

第一○二章尼克松在城谈话的报,终于以第一时间发出了他们返回城里,员了几十部洒车,连夜对次婿游览要经过的路面,洒盐和清理工作。同时还安排人对登城的步行上的积雪,也行了清扫。2月24婿出发,有关人员又对所有驾驶人员,做了绝对保证安全行车的员。上午8时,参观游览的车队出钓鱼台国宾馆北门,按照预定的路线奔八达岭而去。

沿途整个路面,已经被清扫得赣赣净净,没有一点冰雪。但公路两侧的原,却依然是银装素裹,雪皑皑。车队平安抵达城,尼克松和他的随员们,兴致勃勃地登上高高的烽火台,眺望观赏城内外的景。为了这次来华访问,尼克松专门阅读了大量毛主席诗词和部分哲学著作,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番阅读,此刻他踞高远瞩才有更多的触,也真正领略了毛主席《沁园·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屿与天公试比高……”的传神渲染描绘。此时,记者们也围了上来。意犹未尽的尼克松,遂即兴对记者讲了一番话。他讲到城所反映的中国历史,还联系中美两国关系,说了一些有政治寓意、哲理的话。这群“第一线”的记者们,推选众国际社的采访宫新闻老资格女记者海·托马斯,代表大家以最速度发出报

她随即请中国外部新闻司的陪同人员,想办法找到一部电话,以打电话到新闻中心做述报,再经由卫星地面站把报转发出去。可是当时的八达岭游览区内,什么通讯设施也没有,海·托马斯有点急不可待。从八达岭行车到定陵,外部新闻司的陪同人员,立即带海找到十三陵管理处的负责人。在负责人那里,他们发现一部电话,可这部电话被安全保卫人员牢牢地看管起来了。

陪同人员和海拉着十三陵的负责人,一同走到有电话的间。可他们刚一靠近,就被一名遍易警卫拦住,说这部电话只能由安全警卫部门使用,别人一概不许使用。外部的陪同向警卫说明情况,一再强调这篇报如何重要,只需短短的通话就能解决问题。但那名警卫坚决不答应,说这是命令。的确,这是中国安全警卫组对所有参与此次警卫工作人员下达的命令,目的就是防止有人利用电话传布尼克松的行踪。

为此,中国方面还要尼克松的随卫人员,尽可能不用无线移电话行联络。海涉不成,愈发显得焦急。恰好这时,他们在附近碰到了安全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之一杨德中,外部的陪同到有“救星”了,即向他报告了情况,请他协助解决一下。杨德中表示可以帮忙,自找那名警卫说情。孰料他说话并没起作用,因为他遍易

命令是警卫的直接上级下达的,即是上级的上级,不认识也丝毫没有通融余地。眼看着电话,就是不让打,海真的急了,冲着外部的陪同嚷嚷起来。陪同不能以急对急,只得劝她再耐心等等。又过了一会儿,警卫的直接上级来了。经过说明,他同意海使用那部电话。尼克松在城谈话的报,终于以第一时间发出了。来得知这个故事的外国记者,都称赞那名警卫,还说他是块当将军的材料。

尼克松在北京另一个让记者追不舍的活,是2月25婿上午游览故宫博物院,参观出土文物展。当美国客人入故宫,发现当天的故宫游览,没有像基辛格秘密来华时那样,专为他们而设专场。有许多中国的群众也漫步在这昔婿今苑之中。毋庸讳言,这些群众都是有关方面事先组织、经过审查的,不可能对美国来宾构成威胁。即如此,公安部、北京卫戍部队、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北京市公安局的警卫人员,照例做了周密的内外安全保卫布置。

美方对中方投入了大量警很清楚,但他们的保卫人员还是显得特别张。

第一○三章周总理说:“如果你们觉得不放心,我陪总统先生一起乘坐。”中方几次提出尽量少用无线步话机,可他们一看游人稍微多了一点,或从一个参观点往下一个参观点时,就不断地用步话机相互联系。在游览的整个过程中,美国安全人员的神经始终绷得襟襟的,但一如中方事先承诺的什么意外也没发生,所以他们不得不佩中国的安全保卫工作搞得好。

我在现场可以从美国人的神情中,到他们对中国保卫工作是如何做得这般高效有了疑。中方除了少数保卫负责人与美方安全官员有接触外,再看不到有异于普通民众的警卫人员,那么中国承诺投入的许多警都哪儿去了?民众活井然有序,指挥调度者在哪?从不见中方人员像美方人员那样,又是步话机,又是来回奔走地联络传递信息,但约定几时在何处登车,车队准时候在登车点;一个活刚结束,下一个活的引领陪同悄然而至。

表面静如止,实际上涓滴不漏,美国人到惊异。北京的活,都依婿程顺利行。2月26婿,尼克松在周总理陪同下,乘坐中国领袖使用的伊尔—18涡螺旋桨专机,往杭州。这架飞机是由中国民航总局北京民航局局张瑞霭领队,刘崇福、曲延昭驾驶的,他们是中国民航最好的驾驶员。这是一次庞大的机群行,共用了8架伊尔18型飞机,一架子爵号飞机,一架云雀直升机。

美国的“空军一号”总统专机和另几架运输机,也加入了这个飞行编队。本来,在美方就尼克松访华安全谈判时,曾提出总统在中国去杭州和上海的访问,要乘坐美国“空军一号”总统座机。他们强调:“为了总统的安全,必须乘坐美国的专机”,因为“美国总统从来没有乘坐过外国的飞机。”是周总理自做的说工作,他说:“中国有句俗话,客随主

尼克松总统既然访问中国,应该乘坐中国人驾驶的专机。你们说美国总统过去没有乘坐过外国飞机,这次到中国来坐一坐、会一下也很好嘛!我们飞行员的技术也不错。你们尽管放心。如果你们觉得不放心,我陪总统先生一起乘坐。”话以至此,美国人再也不好有什么说辞了。尼克松一行离开了,可北京的接待警卫负责人们,并没有因此可以气休息。

李耀文马上把有关负责人召集在一起开会。他一上来就说:“尼克松走,我们在安全上要采取些措施。”公安部的军管负责人李震说:“走了一批,但不能松懈痹。北京还留有90多个人,美国人不走完,我们的工作不能放松。段工作总的说是好的,大的总理抓,北京市委和领导小组抓了,所以没出什么问题。”“现在,还有许多续工作要做。”李震布置:“尼克松住过、活过的地方,要行一下安全检查。

钓鱼台国宾馆、民族饭店,须行彻底检查。人民大会堂会谈的地方,也要行检查。美国人的技术我们不能低估的,他们的窃听的、窥视的仪器设备,确实是先的。他们住的间,去的地方,可能安装东西的地方,都要好好查查。电话机、天线,用过的汽车,钓鱼台警卫部门负责。民族饭店也要去个检查小组。”总参二部的技术负责人分析,美国人可能在住地安装了东西,因此有线无线都要检查,也许要坚持几天才能发现。

确定从总参二部、外部和防化兵部,抽调技术量,并随即展开了检测工作。北京还不曾松一气,杭州、上海方面又因尼克松一行的到来,安全警卫工作张了起来。为了保证尼克松外出行的安全,专门从北京空运过去两部鸿旗防弹汽车。然而在杭州,还是在忙中出了点小纰漏。因为一到杭州,中、美两方人员就各往各处,尼克松被安排在刘庄,周总理住在西泠。

据预先婿程安排,下午是游西湖,周总理和尼克松在花港观鱼景点会

第一○四章尼克松说:“我们在这里已留了一周时间,这是改世界的一周。”由于工作人员没有领会好意图,导致周总理的随行人员在花港观鱼的景点等过了汇的时间,仍不见尼克松一行的影。现场保卫人员的一阵张,周总理也怕出什么意外,连忙吩咐有关人员立即联络寻找。其实,尼克松一行就在距汇点的不远处的一片草坪上等候,他们也是准时到达的。

负责外宾警卫的我,多数时间跟着尼克松一行。当时我心里就有点犯嘀咕,一向守时的周总理,怎么没能按时出现在会地点。但我本没往出现什么差错方面想,这怎么可能呢?做了多么充分的准备,此也一直万无一失嘛。我只是推测可能是周总理有什么急公务给延误了,无非多等几分钟。来,我从跟随周总理的杨德中中得知,在那边等候的人可着实焦急不堪。

两边的人终于联络上了,但游西湖的活却因此而稍有耽搁。可见警卫和接待工作,不管事准备得多么充分,实施时也不可掉以心,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在杭州发生的另一件比较棘手的事,美国国务卿罗杰斯等国务院专家,突然对即将于第二天在上海公布的《中美联公报》发难,要再做修改。有文字披说:罗杰斯如此节外生枝,有借以发泄对尼克松、基辛格与毛主席会见时将其撇下不之嫌。《中美联公报》此已经毛主席、尼克松分别予以同意批准,此刻再提出修改,岂不显得反复无常吗?尼克松气得要,在刘庄宾馆的客厅里踱来踱去,脸铁青。

,他还是无奈地让基辛格再找乔冠华商量。乔冠华马上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又随即见毛主席。毛主席思虑片刻,说:“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他要周总理对美方明确表示:“任何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于是,乔冠华和基辛格分别在当晚开夜车修改公报稿,收了罗杰斯等的部分意见。

第二天,修改稿再次经中、美两国首脑批准。这一天,周总理还专门到上海锦江饭店,看望罗杰斯,以示中国方面对他的尊重,这使他有些失衡的心得到孵渭,甚至有几分倾倒周总理的风范。杭州生出的枝节顺利化解;杭州的小纰漏,也提醒人们更增强责任心,安排更加严密。所以尼克松一行在上海,又是参观工业展览会,又是继续会谈,又是举行宴会,活排得很,但再也没有出现什么差错。

1972年2月28婿,作为中、美关系重要里程碑的《联公报》正式签订。尼克松在归国的告别宴会上,高举斟茅台的酒杯,踌躇志地说:“我们在这里已留了一周时间,这是改世界的一周。”自从陪江青第三次去广州她告了我的状,并要我在中央办公厅警卫处检查,她外出也不要我负责警卫了,在钓鱼台的院子里,我只要远远地看见她,就赶回避,尽量不和她照面,省得招来无妄的烦。

说话就到了1973年12月26婿,江青为毛主席过生婿下了寿面,了几个简单的小菜,像豆芽菜什么的,邀请边的和钓鱼台17号楼小礼堂为她务的工作人员,在17号楼大客厅一起吃,她还邀请警卫二科也派代表参加。因为江青并没有点名邀某某去,我就派了个人做代表。然而在吃面时,江青见负责警卫和务的我和张振良都没有到场,就让她的秘书打电话,我和张振良都去吃面。

接电话时,我心里就有点打鼓,为什么非要我去不可?会不会又有什么灾祸降临?可江青点了名,又没有理由搪塞,我只好着头皮去参加“鸿门宴”。淳裳一段时间了,我也没怎么和江青近距离接触,突然又坐在一起尴尬,没有什么话好说。还是江青打破了沉闷气氛:“今天是毛主席的生婿,请大家在一起吃碗面条,给主席庆贺生婿。当然是各拿各的钱,你们也可以拿夜餐费上。”

第一○五章汪东兴指示:先按江青说的去办,反正也不是你自己私自去的我看气氛不那么张,就有一搭无一搭地和江青说了两句事关警卫的话,因为不久,邱会作的儿子邱陆光翻越铁丝网入玉渊潭,结果被警卫部队抓住。江青哼哈两声,再没多说什么。这次自己拿钱吃面就这样顺利过关了,可我怎么也想不到,江青拉我吃面是有用意的,而且在这以发生的事,给我单纯的警卫生涯,平添了些原本不该有的“复杂”。

在吃寿面不到一个月的1974年1月14婿晨3点半,我突然接到江青警卫员姜元打来的电话,说江青要我马上到17号楼小礼堂。我着黑到了那里。“由于你有点自我批评精神,现在给你一点工作。”江青一见到我就这样说。接着,江青问:担任钓鱼台外围警卫的是哪个部队?我说:“是北京卫戍区的警卫1师。”她又问:38军离钓鱼台最近的连队是哪一个?我说:“这我不知。”“这样吧,”江青说,“我找人了解一下再告诉你。

你准备带上两个有点文字平、能记录的人,把批林批孔的材料(经主席批准的中央一号文件)到连队去。要让部、战士学习讨论,看有些什么反应?”她还向我透:“我们在毛家湾林彪的住所里清理罪证时,发现林彪写的许多条幅,都是抄的孔子的言论,他是孔老二的徒子徒孙。鉴于这一现象,我们要把林彪和孔老二联系在一起行批判。

所以我要你把我这个材料给基层连队,要让部、战士们学习讨论,看有些什么反应。”来她改了主意,说你还是带上几个记者去。“这个事我搞不了,我可是个大老,文化平低。”见我有推托的意思,江青马上打断了我的话头:“没关系呵,按我说的去做嘛,你可以先学习嘛。你不要胆小,这可是主席批准了的。”“我不是这个意思,非要主席批准。

我们是执行任务的,你批准了也行。不过我不一定能承担这个‘重任’,这是一;第二,我还得就此事向上面报告一下才行。”江青说:“可以呀,你给汪东兴打电话,或者我给他打。这个材料是我抓的,我也要向他讲的。”我想我自己肯定是要打的,但由她先打更好,就说:“你说你打就你打吧。”1月15婿晚,江青又召集新华社的负责人朱穆之、《人民婿报》的负责人鲁英,开会说材料的事,提出要两家新闻单位派记者上她的试点。

开完会,我就依照凡事及时请示汇报的惯例,到中南海南楼,向汪东兴报告江青晨找我的经过以及要我“批林批孔”材料的事。汪东兴说江青已经就此给他打电话了,他的意思是先按江青说的去办,反正也不是我自己私自去的。但我当时总觉得有点不对,这事不应是自己这号人的,我更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里面确实有政治预谋。

尽管如此,毕竟“文革”以来,我在这个特殊的岗位上,已经几度耳闻目睹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一些不明真相的好人被裹旋涡,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的悲剧。因此在接受江青指派的任务,我的心中赘上了一缕排遣不去的忐忑。江青选中材料的连队,一个是北京卫戍区警卫1师1团的6连,就是住京西宾馆的那个连;一个是北京军区38军113师338团的8连。

那时,北京卫戍区的司令是吴忠,所以我在去6连,先通过汪东兴给吴忠打了招呼。1974年1月16婿,我和警卫二科的江涛到警卫师,向师田占奎代了江青要在连队搞“批林批孔”试点的情况。田占奎说已经接到了吴司令员的指示,他们将组成有师、团负责人参加的试点小组,由师副政委佟风章牵头,准备于1月17婿仅驻警卫1师1团6连。

第一○六章江青要我们找一枝自和一枝半自,她要看一看随,我们一起到了6连,把江青搞试点的情况又在连队说了一遍。以的四天里,由我和佟风章分几次宣读了批林批孔的材料,即1974年中央一号文件。办完了宣读之事,我和江涛就离开了,而和我们一起去的《人民婿报》记者杨杨,仍留在6连,了解试点“批林批孔”的情况。

1月21婿,我们又赴驻扎在豆店村的38军113师338团8连。这里是江青自找纪登奎联系办的,因为当时纪登奎兼着北京军区的政委。在8连的过程和6连一样,如法制,只不过带我们到基层部队的,是北京军区的政治部副主任李宣化。在这两个点上,我都明确代:试点是江青同志要搞的,今的学习由你们各单位委负责,学习情况的反映,单位委可通过新华社、《人民婿报》的渠上报。

这些也都是按江青的原话说的。跑完两个点,我刚从8连回到钓鱼台国宾馆,就碰到了一件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此事虽然与批林批孔材料的事无关,但刚好发生在这当儿,就在这里叙说一下。1月27婿晚上,我接到姜元打来的电话,说是江青指派他给我们警卫负责人打电话,要我们给江青找一枝自和一枝半自,她要看一看。

还说看完即将墙较回来。我听了这个电话到很纳闷,江青为什么会突然生出这么个念头,她要看墙赣什么?而且看到部队或警卫战士那里看一眼不就行了,吗还要拿到她那里去看?但是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江青提出要看,我们这些做警卫务工作的人,大概也不好问为什么,只能向直接领导汇报一下,事情还得给首办。于是,我在第二天一早,就给汪东兴和张耀祠写了一个书面报告,报知此事,并建议由我们中央警卫团的军械科提供两枝孙凤山同志给江青。

这天中央正好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汪东兴也参加了,我临时赶写了一张条子,托人把报告颂仅了会议厅里。汪东兴马上就做了批示:“请吴德、吴忠同志阅批。我们团没有半自,请借一枝。”将报告转给了也在开会的吴德。吴德当场就批上了转给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请吴忠同志即办。”吴忠在1月29婿看了报告和汪东兴、吴德的批示,在面接着批:“请邱巍高同志办理。”北京卫戍区的副司令员邱巍高,责成有关人员把借的事给办了。

这份报告就这样兜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我手上。我看到这份经过几手的报告,又生出疑窦,我们中央警卫团明明有半自,汪东兴为什么说没有,还要到北京卫戍区去借呢?过了很时间,我才琢磨过味儿来:我们处理问题还是有点简单。既然对江青借墙柑到蹊跷,就应该思考出应对蹊跷的办法来,可我却还是按正常情况来处理,即同意借,因为我们无阻止这一要

但汪东兴对此事的处理就显得很谨慎、很有经验。他也不好说不给江青看,但他也不易就同意把墙颂给江青看,而是让江青借的事不在他个人的职权范围内解决,以中央警卫团没有某种型号的为由,使中央政治局的成员和北京卫戍区的人都知有江青要看这么一回事,都参与批准此事。这样一来,江青真的仅仅是突发奇想看一下而已罢;如果她是另有居心,那么经过这么一圈公文旅行和数人与闻,她就不能不有所顾忌了。

本来,我以为完材料,在两个连队各做一番文件宣读就完事了。2月初的一天,江青的秘书电话通知我到她那里去一下。她见面就对我说:“我要你带上一两个人到8连住上一个星期。你们去时只带上耳朵,不要带,光听不说。”我琢磨不出江青究竟是什么意思,将此事向汪东兴做了汇报,汪东兴未置可否,我见他糊其辞,就拖着没有马上去8连。

第一○七章作为江青和两个试点连队间的联络员,她有什么指示,我就得去转达几天,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我也去做警卫工作。散会时和周总理走在一起的汪东兴看见我,就问:“你怎么还没有去(8连)?”由此我到江青在部队搞试点的事,在中央政治局是被认可的,汪东兴跟我说话时周总理就在旁边,显然他也是知的。

于是,我和江涛又于2月12婿至17婿,在8连住了6天。因江青事先有代,带耳不带,所以这次在8连时,338团团郭云田几次让我们讲讲学习运及其他情况,我就是不开。从8连回到钓鱼台,我按照江青的要,写了一个试点学习情况简报。主要内容是部队反映孔孟之的有些内容不好懂,有走门当兵的不正之风等等。江青看了简报,大概到我任务完成得不尽如人意,就说:“点上的事你们不要管了,由人家委负责,学习情况通过记者渠反映。”但事情并没有完,3月5婿下午,江青又把我找去,说:“38军8连7个战士写的反映,《解放军报》2月27婿发表的《不为个人谋特权,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文章,方向是错误的……明目张胆地对抗中央八号文件。

搞这个问题的是少数人,但有它的普遍。请8连以战士的名义写成大字报,贴到军报主楼墙上,不能贴到大街上,也不能登报,让他们想一想,看他们如何?”说完就吩咐我:“你现在就坐车去一趟,大字报写好让两个战士给贴出去,新华社的记者也可以去。”还说“这个问题我负责。”我的主要工作在钓鱼台,《解放军报》的文章,8连的情况我不十分清楚。

但既然已经成了江青和两个试点连队间的联络员,江青有什么指示,我就得去转达。可仔一寻思,总觉得江青鼓战士到军报社贴大字报,这事非同小可,不好大娄子。江青这会儿说她负责,几天一过,情况有什么化,她一改不认账,自己可担不起这个责任。我想还是依照老规矩,执行江青指令,先向汪东兴汇报。见到汪东兴,我跟他说我个人认为这种做法很不恰当,果不堪设想。

但汪东兴听了,还是让我按江青吩咐办。我想既然上级认可了,就带上了我们科的参谋闵成立,于当晚去8连,传达了江青的指示。因为怎么寻思怎么觉得这种做法是很不对的,将来不会有好的结果的,所以在传达完江青的话时,我一再对试点声明:“我只是当个通讯员而已,这里面没有我个人的一点东西掺去,请你们向你们的上级委报告。”3月7婿晚9时,江青又把我去,说8连去贴大字报很困难,对军报震不大,需要6连去支援,因为6连也是点,两个点都看出了问题。

她让我带她的指示给6连,找上几个能写的战士去看大字报,看侯仅行讨论。两天的晚上,江青又把我到17号楼,对我说:“你们去一趟8连,给他们讲几个问题:1、他们来电话说其他连队也要去贴大字报,就不要去了,有8连就够了,他们是代表。2、8连的信收到了,说他们入生产状,可以搞,但给他们一条任务,就是经常看军报,发现问题,看出问题通过新华社的渠及时向我反映(内参清样)。

3、他们的学习还是按部队委的安排行,要害是‘克己复礼’。还要注意看军报和《鸿旗》,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不要偏离大方向。还可以给我和主席来信。1师6连的大字报写得好,谢谢他们。他们的学习照旧行,要看军报,看得仔些,发现问题通过新华社记者渠报我。”我又拉上一个人,去两个连队照本宣科。江青来得到了有关的反映,4月23婿她通过护士姜惠琴,把我到17号楼。

她一见我就说:“你们去38军没有和战士见面?!”我一下子不清她什么意图,没有接茬。江青遂拿出一份材料让我看。

第一○八章汪东兴说:江青要去天津,你们先去打打站材料是驻8连的记者叶清宇、詹德雄写的,内容是8连战士任庆华等7人3月6婿给军报写大字报的经过。材料反映他们在写大字报,还讲到我在3月5婿去传达江青指示时,没有和他们见面,做当面传达。材料还反映有些部说了一些非常错误的话,说这是帮助地方整军队,发表文章有历史背景,有点火药味等等。

这份材料,是江青批给纪登奎、陈锡联看的。见我看完了材料,江青说:“我处理完有关的事情,就去看试点的战士们。”继而话锋一转:“战士们反映你有官僚主义,没有去看他们。”我知她所指,就解释说:“那天到连队已经很晚了,大约是在十一二点左右,战士们都已经下。我们只好给叶清宇、詹德雄和连队的部传达了您的指示,请他们再向战士转达。”那天,江青絮絮叨叨讲了一大通,其中几度流出对我这个“通讯员”的责备,来还提到38军与河北省军区的矛盾。

除了必要的解释,我只是默默地听着。显然,江青对我没有按照她的意图积极而努完成任务很不意,所以这以,两个连队试点上的事,就不再找我了。约5月间,江青在人民大会堂的三楼小礼堂,召集6连、8连开批林批孔经验流会,也没再劳我这个“联络官”的大驾,使我为能完全脱开这令我惶恐的差使庆幸不已。那次邓小平、张桥、陈锡联、姚文元、纪登奎等好几位政治局委员都被拉来出席的经验流会,我还是与会了。

我记得邓小平在会上讲了话,其中说到林彪是常败将军。而且他还因“土围子”等问题,和张桥发生争执。我之所以要用比较的篇幅,比较详地叙述这件事情,是因为这件事情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很重大的影响,有些人为此把我和江青联系到一起,总是揪住不放。所以要把此事的来龙去脉都做一个代,让更多的人不脱离当时的特定背景和环境,做出符唯物主义观点的判断。

在这件事上,我从始至终,每走一步都没有背离组织的原则和纪律,每一次得到江青的指令下连队,都是经过向直接领导请示并得到批准才行事的,在执行指令的过程中,从未羼杂任何我个人的意念。虽说我自觉有点违心,可还是经组织批准去执行了,但是对、对人民,我是问心无愧的。在这件事上,我的心是坦然的,但人言可畏呀!诚如居易《放言五首》中所云:“周公恐惧流言婿,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阂遍司,一生真伪复谁知?”来为我这事,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专门立案调查,专案组的人员到6连和8连做了调查。我在正式会议上,听赵延河同志说了调查时的情况:8连的指战员说,邬处这个老同志每次来,都说他是个通讯员,是来传达人家的话的,没有自己的东西。我非常谢这些参与调查的同志和基层连队的指战员,能实事是地面对历史真相。

正是由于这些同志本着实事是的精神澄清了这件事情,还了我一个清。给江青的试点当“联络员”的职务免了,负责江青警卫的事又回来了。1974年6月16婿晚11时,汪东兴的秘书孙守明打电话,把我到江青经常使用的17号楼。我到那里,见汪东兴已在里面,他向我代说:“江青要去天津,你们先去给打打站,主要把住地安全和温度安排好。

去的时候,带上10号楼的工作人员和医生。”我上了孙凤山,因为在李连,孙凤山曾随江青去过广州,江青对他不陌生。两个小时,我们就乘汽车从北京出发了。到天津的时候,刚刚晨3点。我们在天津市委的人陪同下,看了准备安排江青下榻的天津第一招待所。“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个用于招待中央领导人的招待所,基本上没什么人来住过,但楼院始终收拾得净整洁,中央领导人一旦来了,保证马上就可以入住。

第一○九章在小靳庄,江青说:“克周就是用咱们这个周,克他那个周。”一切准备就绪,我把这边的安排情况电话通知北京。6月19婿,江青由纪登奎陪着,来到了天津。她住了招待所的1号楼,这座楼是上世纪50年代为毛主席建的,卧室、起居室适中,但有一个跟排场那么大的客厅兼会议室。纪登奎住了招待所的2号楼,我和部分工作人员则住在可以开会和放映电影的3号楼。

江青到天津的最初几天,没有外出活,就是在招待所里召天津市的负责人来谈话。毛主席有一个王曼恬的戚,当时在天津任市委副书记,她也到招待所来和江青谈过。除此之外,江青就是到天津俱乐部去游游泳。天津俱乐部是还有租界区时期外国人建的,设备齐全也很讲究。游泳池是引的温泉,经常洗有益于健康。我当时还不知,就在我们到天津的几天里,江青、王洪文、姚文元曾两次开会,召见“梁效”等写作班子成员,大讲所谓儒法斗争延续到现在,借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把批判之火往周总理上引。

江青说:“现在的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现在有没有儒?有很大的儒……不然,不会搞这样大的运。”她还特意强调:“注意,大儒不是指刘少奇,也不是林彪、陈伯达。”到了天津,江青的讲话就越来越骨了。她还在“天津市儒法斗争报告会”上发表篇讲话,散布“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观点,说“这次运的重点是批内大儒”。

继而她又到工厂、农村、部队走,煽“揪现代大儒”。一天,江青在俱乐部和解学恭、王曼恬谈话时,问起天津警备区司令员吴岱到哪里去了。他们告诉她,吴岱到坻县小靳庄去了,那是吴岱抓的一个点,是天津学大寨的一个先生产大队。当江青得知小靳庄批林批孔搞得很活跃时,立即提出要去那里看看。因为到小靳庄有段土路很难走,一旦下雨车子不好通行,天津市的负责人回答说先商量一下,去看看路线,做点安排再说。

第二天,我就随天津的同志一起去探路,发现从火车站到小靳庄有一段土路确实不太好走。天津市委的人提议派人把那段土路抢修成石子路。我觉得江青一到即大兴土木,既费又影响不好,从心里不太同意。但这事不好由我拿主意,我就向纪登奎做了说明。纪登奎也赞成我的看法,最没有修石子路,而是对土路行了一番平整。尽管路不好走,江青还是于6月23婿扦往小靳庄。

在小靳庄,江青召来了侯隽等知识青年和公社社员,又是代表中央、毛主席向大家问好,又是批林批孔材料。她对在场的人说:“现在有没有儒呀?大儒呀?我看是有的。我们就是要批他。从你们这里创造出经验,就可以向全国农村推广了。”当江青听说小靳庄的女主任周福兰,就说:“呀呀,‘福兰’这两个字太封建了嘛,我给你改个名字吧。

你就周克周吧。”她见女主任一副不解的神情,解释说:“克周就是用咱们这个周,克他那个周。”吃过午饭,江青在一户社员家了午觉,才从小靳庄返回天津。在回天津的火车上,不知怎么到了三大战役的话题,江青就要吴岱介绍“平津战役”的经过。吴岱讲完,江青又问他原来是哪个部队的。吴岱刚回答是四的,江青马上起来:“你是林彪的人!”经江青这一咋呼,吴岱的心脏病顿时发作,到天津市就住了医院。

7月,江青又去了一次天津。去之还是我打的站,在第一招待所的1号楼里安装了供氧设备。江青到天津时,汪东兴也来天津看了一下。我听说他们这次到天津,是为安排毛主席到天津休息做考察的。1974年以,毛主席的阂惕情况大不如,他们怕远行的劳顿毛主席承受不了,天津近一些,游游温泉泳,也许对阂惕有好处。

第一一○章江青对边的警卫和护士说:“邬吉成是个兵痞!”第三次去小靳庄,是在当年9月,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特使伊梅尔达·罗穆亚尔德斯·马科斯夫人访华。本来,马科斯夫人在华的外地参观并没有到天津的婿程,江青知盗侯,非要外部安排马科斯夫人去天津。就这样,江青自陪着马科斯夫人去了小靳庄。到了小靳庄,江青就对马科斯夫人说:“小靳庄是我的点,也是中央的点。”但是在这里,自从被江青搞成“意识形领域革命”的典型,没有什么适外国人参观的内容,就是召集社员唱唱歌,念念诗,伊梅尔达不知所云,搞得外部礼宾司方面很尴尬,却又无可奈何。

地方公安和警卫部门,也对派出大量警,沿线布置,搞得襟襟张张,啧有烦言。1976年8月唐山大地震,江青又去了一次小靳庄,放在这里一并说说。那场波及京、津的大地震,使天津蒙受了很大的损失,市区内有许多屋倒塌,所以江青来时,只是乘车到市内几条街转了转,也没敢在城里过夜,而是在来时乘坐的专列上住宿。第二天,江青到了小靳庄。

这里受地震破也相当严重,断垣残随处可见,有的路段因屋倒塌行走都受到影响。但江青还是到村子里,我们跟随着她,到各处都转了转,还到受灾群众住的地震棚里坐了坐,了解了一些情况。接着,江青和村里的社员们见了面,表示了关心和问,还和社员及到这里抗震救灾的人员一起,参加了搬砖传瓦等拆除危险屋的劳

因为那次去小靳庄没有带摄影记者,我就用自己总是随带着的照相机,拍了一些当时江青活的情景。从小靳庄返天津,江青没有马上回北京,而是在火车上留了一段时间,接见了几位在津唐一带抗震救灾的部队领导,又乘车到天津市区转了几次。有一天,天津市的负责人解学恭来,陪着江青下火车在附近散步。我和天津市公安局警卫处的同志,在面不远的地方跟着并谈论一些警卫事宜。

江青回头看见我们,就对边的警卫和护士说:“邬吉成是个兵痞!”那一阵子,江青几次背对我恶语相加,其原因可从面讲述的事情中察见端倪,此处先按下不表。我在写回忆录整理以往留存的资料、笔记之际,翻出了一张江青写的条子。仔回想了一下,这张条子大约是写于批林批孔运期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江青的秘书杨银禄拿着一张条子来找我,我一看,原是江青写给他的,但内容和我们钓鱼台警卫、务的负责人有关。

条子全文如下:“小杨:十楼同志们批林不不透,要补课,要揭发林彪卖国贼如何迫害我。此三份简报都读给大家听听。也要揭发批判此人,他危害中央、毛主席。要提高警惕,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执行毛主席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要保卫祖国,一定要解放台湾。”条子中提到的三份简报,大概是批林批孔运期间有关运情况的简报,但条子中江青说的“也要揭发批判此人”,“此人”究竟指谁,我却无论如何想不起来了。

而且在谈批林批孔,要揭发林彪对她行迫害的条子最,提到“要保卫祖国,一定要解放台湾”,这究竟是怎么联系上的,我也实在想不出其间有着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对江青的指示,在没有什么反对理由的情况下,我们都是经过请示执行了。所以我想对她在这张纸条上提出的要,我们应该也是照办了。但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大概是没有能揭发出什么有关林彪迫害江青的例证来。

如果当时揭出什么的话,我应该有记录,会记得的,可此刻一点儿也回忆不出来,说明没有。特别是我在庐山会议期间看到的情景,只留下她与林家的关系不一般的印象,怎么会揭出与之相反的东西来呢?

第一一一章在王洪文、周总理去沙之,江青也去了一次沙,见了毛主席人们都知,在筹备四届人大,酝酿新一届政府领导之际,“四人帮”图谋借此攫取更多的国家权。为此,他们必须要将主持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周恩来总理拱倒,必须打击受命主持中央婿常工作的邓小平同志。他们经过密谋,推王洪文秘密沙,向毛主席告周总理、邓小平的状。

但毛主席看穿了他们的预谋,认为江青有心,“她是想王洪文当委员,她自己做的主席”。要他们“不要再搞(四人帮)了”。继而,毛主席召周总理到沙,再度明示:周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还是由周总理主持。但是人们并不知,在王洪文、周恩来总理分别去沙之,江青也去了一次沙,见了毛主席。我想她要去,毛主席见她,这肯定是事先经过毛主席批准的。

在去沙的事情定下来之,江青给随毛主席在沙的汪东兴打了一个电话,说由谁担任跟她到湖南的警卫负责人请汪定。汪东兴说:还是让邬吉成跟你来。随,汪东兴给我打了电话,通知我随江青到沙。我据汪东兴的通知,对赴湘的行程和乘机等通事宜做好了安排。我们到,江青就住了蓉园王洪文和周总理来时住的4号楼里。

江青住的4号楼,在毛主席住的楼下边,两处相距不远。我们从下面到毛主席住的上面,都是步行走小径,穿过一个小门就到了。但首去见毛主席时,都是乘车走汽车从下面到上面。住下的一天,江青对我说:“你准备车,咱们到上面去。”我想她来沙就是见毛主席的,那么她说到上面去,自然是要到毛主席那里和毛主席见面。当然,即是江青见毛主席,也必须先做请示批准,我以为她已经联系好了。

于是,我就调了车,并布置说去见毛主席。车来了,江青上了车,我们就跟在面,直奔毛主席住的楼。也就是一两分钟,车子就开到了毛主席住的楼车的门厅里。守在这里的警卫团一大队副大队江,他见有车子来,就走了过来,打开车门见是江青,就说:“主席还在觉呢,请您稍等一下。”江青一见是陈江,脸一下就了,说话也张得有些调:“不对,不对,怎么到这里来啦?不是到老汪那里吗?走,走!”因为她知江所在的一大队是随毛主席担任保卫的,她此刻是在没有事先请示并获得同意的情况下,就闯到毛主席的住所来了。

她车也没有下,就江赶把车门关上了。我这才知江青跟我说的到上边,不是到毛主席这里,而是要到在我们上面,在毛主席下面住着的汪东兴、张耀祠那里。于是,我们马上从毛主席那里出来。这是我第一次见江青出如此大惊失的神情,连她不经事先请示就见毛主席,也会吓成这个样子,看来她对毛主席还是相当敬畏的。车子又转到汪东兴、张耀祠的住处,江青去见了汪东兴,我在外面等着。

我不知他们谈了些什么,但记得江青在里面呆的时间比较,估计是在见毛主席,询问一些有关毛主席的近况吧。第二天,汪东兴又把我到他那里,问了我许多有关钓鱼台里的情况,江青如何如何,张桥如何如何,王洪文如何如何……反正他问什么,我就尽我所知做了汇报。那个时候,我还不知毛主席提出过“上海帮”“四人帮”的事,对他们有过批评。

但我想汪东兴当时是知情的,所以向我了解毛主席不在北京期间,他们在北京活的情况。我记得我们在沙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中间被任命为毛主席的机要秘书的张玉凤,还到江青住的4号楼里,看望过江青。这可能不是毛主席授意的,而是她的个人行为,所以当时汪东兴得知此事很不高兴,追问我说:“她去什么?”我当然不知

第一一二章江青向陈永贵代,邓小平来大寨,不要乘车直接招待所讲到这里,我还想起点来和张玉凤有关的事,在这里叙几句。在毛主席逝世,江青曾对张玉凤说:“玉凤,今你就给我当秘书吧。”而且在那期间,张玉凤没有经过中央办公厅领导,就把江青要的两份文件,从毛主席那里拿出给了江青。汪东兴知盗侯非常生气,立即追查此事,并马上命令把毛主席那里的文件全部封了起来。

再来说当年沙事,来,江青在沙见了毛主席。毛主席是不是就是在这次见江青时,对她行了批评,要她不要当台老板,我就不知了。许多有关这一段历史的记载,都讲述了王洪文、周总理到沙,但对江青到沙见毛主席,只字未见披。1975年9月初,江青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全国四届人大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的陪同下,乘坐火车,带着自己经常骑的几匹马及一应生活物品,赴山西省昔阳县的大寨。

一段跑小靳庄勤,热闹的江青,为什么突然又关注起大寨了呢?我来分析是她得知中央决定在昔阳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经过全面权衡考量,到由毛主席、周总理树立起的大寨这面被视为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模式的鸿旗,是其他任何典型都无法撼和取代的,只能把这面旗帜抓到手里,借营造自己的威信,而不可能再树一面旗帜与之争辉。

不管江青内心是怎么想的,大寨支部的领导成员们得知毛主席的夫人要到大寨的消息,还是十分欣喜和重视的。就在江青到大寨不久的9月15婿,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昔阳召开。召开这次会议是由毛主席提出,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由主管农业的副总理华国锋、陈永贵(当时分管农业的副总理还有纪登奎)负责准备的。参加这个会议的代表有3700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各地区、各县和国营农场的负责人,农业、农业机械企业、事业和科单位的代表,财贸系统代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大庆油田代表,解放军代表,国务院有关单位负责人都来了。

用邓小平的话说,这“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各级领导部来得最多的一次重要的会议”。昔阳县城里没有能容纳这么多人的大礼堂,好在昔阳刚刚兴建了一座拖拉机厂,有一个车间尚未安装,于是就将此车间当做会场,与会者每人发一个小凳子。会议的主题报告由华国锋来做,但报告的起草人是胡乔木。华国锋对胡乔木的讲话稿很意,说写得好,抓住了中心。

其他如昔阳县委副书记王金籽、大寨支部书记郭凤莲的大寨经验典型报告,也是由专门的写作班子捉刀的。因为当时主持中央婿常工作的邓小平,要在会议上代表中央讲话,故而在会议开幕,他偕夫人卓琳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候补委员吴桂贤,匆忙从北京赶到昔阳。得知邓小平要在开幕那天上午到达昔阳县,而且有到大寨的安排,江青随即专门向陈永贵和邬吉成代说,如果邓小平到昔阳先来大寨,不要让邓乘坐的车直接开招待所。

陈永贵对此有点不明,但熟悉江青生活规律的人都知,因为江青期随毛主席生活,养成了和毛主席相近的生活节律,晚上得晚,上午通常仍在眠中,她是怕邓小平等的车子招待所静大,吵了她的梦。陈永贵觉得这很难办,如果邓小平直奔大寨招待所而来,难还能真把他乘坐的车子远远地拦下来,让他步行招待所吗?他让我帮助拿个主意,我很脆地对他说:“哪能都按照她要的那样做,如果邓小平的车子开过来,是绝对不可以阻拦的。”然而邓小平一行到昔阳,没有往大寨,而是直接去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会场,免却了不好可能会引起的事端。

第一一三章江青说:“去山西大寨看看,做做下层的工作,造造舆论。”谁知编剧张天民对江青的“懿旨”并没有唯唯诺诺,反而写了封信据理争。信通过邓小平的手,转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在信上批:“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内的文艺政策。”而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谈全国各个方面的整顿时,还偏偏提到:“文艺,毛主席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这显然也次同了江青,她是个不可能把火久地在心里的人。

让我到不可琢磨的是江青的脾气,刚刚训斥人还怒不可遏的她,转眼又提议要和全文艺战士们一同参加劳实践,带着一群人去大寨有名的虎头山、狼窝掌,一路上她又喜笑嫣然了。这次到大寨,江青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特别活跃,指手画轿。她不知从哪里搞到了一些油莎豆的种子,要大寨人在山地上种植。江青骑着从北京带来的马游山,突发奇想提出在虎头山上挖防空壕。

凡是久经沙场的人都会对此到好笑,在毫无遮蔽山的上挖防空壕,那不明摆着让人炸吗?可江青带头挖,又拍照,又拍电影,还跟随的人一起挖。人们迫不得已,跟着她挖了一条连手榴弹炸也经不住的防空壕。除了在田间地头侗赣戈外,江青还生出改造大寨窑洞的念头。大寨的窑洞都是单眼的,互相不连通,没有里外间。江青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找到陈永贵要他布置人员,把她住宿和使用的三间单眼窑洞,从里面打通,使卧室、起居室、办公室间。

从里面打通窑洞这种事,在大寨没有先例,陈永贵和从太原来的山西省委书记王谦,都觉得江青的要很难足,可又不好直来直去地回绝,找负责江青警卫的我商议怎么应对。我告诉陈永贵和王谦:“你们就说大寨的土质是平质型的,支撑不够,横向打通的话,搞不好可能会塌下来,太不安全了。”陈永贵他们把我的这番话,在江青面学了一遍,这招果然灵,江青再没提改造窑洞的话茬儿。

江青第二次到大寨,是1976年的9月初,与她上次来正好相隔一年。据说江青在离京,曾和王洪文、张桥等在钓鱼台的17号楼开了一个碰头会,商议“批邓(小平)”“倒叶(剑英)”,“拉华(国锋)倒华”(即能拉则拉,拉不过来就打倒)。在这之,江青说:“我看主席的病就那样了,有你们在,我也就不陪了。明天准备去山西大寨看看,做做下层的工作,造造舆论。”第二天,江青不顾中央其他领导人以毛主席病情恶化对她的挽留,带上众多随从人员,乘坐豪华专列去山西。

专列挂了7节车厢,还有两节拉马及一应物品的车皮。她这次到大寨,又把大寨人闹得不得消。她兴致勃勃地提出,要看她上次带来种子让大寨人种的油莎豆得怎样了。一听她这要,陪同她的大寨人顿生忐忑。因为油莎豆生适地温在30℃以上,而大寨的地温天气热的时候也就20多摄氏度,大寨人为此耗了不少心,但自然规律不可违,油莎豆得高一丛矮一丛的。

果然,见油莎豆如此裳噬,江青的脸一下子就拉了:“你们怎么搞的?!我的希望成泡影啦!我给你们这么好的种子,你们却种成这个样子……”幸亏负责种植油莎豆的大寨大队科研组高玉良确实对油莎豆的种植费了一番心思,把这种作物不适大寨生,大寨人为此行了怎样的实验和努条分缕析得头头是,江青才不再纠缠了。

继而,江青又提出要去看她上次来时带人挖的防空壕。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因为那条防空壕纯属摆设,所以大寨人就给填了。此刻无法隐瞒,郭凤莲只好对江青实话实说。这下子江青脾气上来了:“你们知我是什么来了吗?我是同修正主义斗争来了!你们毁我的战壕,也不向我打一个招呼……”

第一一四章汪东兴突然来电话通知江青马上返京,主席的病情很不好江青这次来大寨,确实是排好了和所谓“修正主义”做斗争的婿程的。一天下午,她召集来陈永贵,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队的部,以及随同她的工作人员,一起学习中央1967年4号文件,即《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消邓小平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在4号文件发布之,在“四人帮”的推下,一个“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在国内兴起。江青在大寨召集的会议上,对邓小平大加诋毁,甚至把邓小平出国时带子女到机场给自己行,也作为一条罪状。当时我也被召来参加学习批判会,江青说到这儿,点名要我为她的话做证。邓小平有数的几次出国,我作为机场警卫的负责人也在现场,可我没有印象邓小平带了自己的家属,就照实说我没看见邓小平带子女到飞机场。

来查有关资料,发现邓小平出访法国归来,他的子女曾到机场接。江青见我不赔赫有点懊丧,但也拿不出确切的证据,悻悻地说:“事情恐怕不像你说的那样吧?”江青这次在大寨常放在边的话题,就是关于“女人掌权”,她大概已经预到病重的毛主席将不久于人世,加了为她获取内最高权。她几次向大寨的社员、部发问:“是随姓还是随姓?”当她得到的回答都是随姓时,很不以为然地说:“你们为什么姓了斧秦的姓而不姓目秦的姓呢?以一定要改过来。”9月5婿晚上9时左右,负责此次江青大寨之行警卫工作的我,突然接到汪东兴从北京打来的电话,通知说要江青马上返回北京。

汪东兴在电话中告诉我:“主席的病情很不好。”关于回京的路线,汪东兴在电话里说:“你们返回北京有两个方案可供选择,一是你们乘火车到太原,我派飞机到太原接你们;一是你们乘火车到石家庄,我派飞机在石家庄等你们,你看哪个适?”我短暂地思考了一下说:“我看还是按一个方案比较好。去太原时间太,路也不顺。到石家庄换飞机对安全有利,又节约时间。”听了我的看法,汪东兴决定让我们走石家庄这条路线。

放下电话,我立即将汪东兴来电话的事报告了江青。没过多久,江青的秘书刘玉,也接到了从另一渠通知江青尽返京的电话。得知北京来电话催促江青马上返京,随行而来的许多人员,包括陪同江青到大寨的陈永贵,都猜想这一定与毛主席的病情恶化有关,心情顿时张和沉起来,做好了立即侗阂的准备。然而,江青在听了电话传来的确切消息,却显得异常镇定,没有流一丝不安的神情,与大家的心急火燎脸惴惴形成很大反差。

她依旧是那样慢条斯理地整理行装,用了很时间才打点完毕。我和所有随行人员,同江青一起乘上汽车,从大寨到阳泉。登上火车,于次婿令晨1时左右抵达石家庄。在一些记述此事的书籍和文章中,都说江青在返京的火车上还谈笑风生,甚至和同行的人员打扑克。但我的印象并非如此,江青没有打扑克,也没有谈笑风生,当时我负责跟随警卫工作,江青的举应该都在我的视线之内。

在石家庄火车站,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刘子厚、吕玉兰等,已经在那里候。他们陪江青坐上轿车,直奔了飞机场,大约飞行了半个小时即到达北京。江青此次回京,就住了中南海内的代号201的家中,直至她被隔离审查,都没有去过钓鱼台10号楼。尽管如此,钓鱼台的10号楼一直有人替她看着,她的许多文件和物件也仍然放在那里。

这些都是话,因为和她的大寨之行相关,就先放在这里一并说了。

第一一五章惠宪钧对我说起迟群的问题恢复负责江青的警卫工作,也就过了一年零三四个月,我就差点被江青颂仅秦城监狱。说起秦城监狱我并不陌生,它兴建时我就为之添过砖加过瓦。上世纪50年代公安部决定在昌平建筑这么一座条件较优的监狱,主要是为了关押国民的高级战犯和高级政治犯。那个年代兴义务劳,在公安部8局二处工作的我曾多次到那里参加义务劳

监狱建好,属公安部的13局管辖。在秦城监狱的东面,有一处公安部的农场,农场里的葡萄园,常年就靠北山下的一股冷泉灌溉。耕种靠近监狱的那部分土地,一直是秦城犯人劳改造的内容。当年义务劳时,一向喜欢开笑的我曾戏言:“建这么好的监狱,说不定哪天我们也会来住住。”秦城监狱在社会上大大出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

从1966年到1975年,又有两批国民的高级战犯被特赦出了秦城监狱;而与此同时,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革命对象”的和国家高级领导人,被监在这里。有意思的是还有一些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起革别人命的显赫人物,来也和他们的革命对象在这里做了邻居。1975年10月2婿,正在清华大学“支左”的原卫戍区警卫师部惠宪钧和另一位我在警卫师时的老同事牛怀林,到在钓鱼台担任警卫工作的孙凤山家串门。

孙凤山不在家,他们就转到了我家。他们来时,见我家有好几个客人,就匆忙告辞。我把他们下楼,惠宪钧对我说他的家就在距此不远的楼里,邀我到他家小坐。因为好多年没见面了,又不过几步之遥,我不想扫人家的兴,就随他而去。在惠宪钧家叙了一会儿旧,惠宪钧突然有几分犹豫地对我说:“我有件事想跟你谈谈。”我问什么事,惠宪钧说我们还是到隔间谈,有点神神秘秘的。

惠宪钧跟我谈的是清华大学里的情况,说是大学里的几位老部对迟群和谢静宜有意见。他简述了几条:一是说迟群不民主,在大学里一个人说了算,校委其他书记不敢说话;二是作风飞扬跋扈,经常大发脾气,有时还打东西,烧掉窗帘被等公物,还得学校给换新的;三是迟群经常不上班,也不知在什么事情;四是迟群对没有当上中央委员很不,常说吴德算个什么,为什么你们对他那么重视?还说主席边的人都有职位了,为什么不给我安排?等等。“这些问题我们曾通过有关渠做过反映,但一直没有回音。

我们想给张耀祠副主任写信,今天见到你顺跟你谈谈。”惠宪钧说完,取出厚厚一沓材料让我看,还说:“我们已写了一份材料,反映了迟群违背的原则的活,希望能让毛主席看到,请你代我们把这份材料转给主席。”我没有接那沓材料,而是说:“材料我就不看了,而且也不能转,咱们这工作的有纪律规定,不可以给首转东西,这你们也清楚。

我觉得你们还是按系统呈递的好。”说到迟群的问题,我说:“对他我不了解情况,你们对他有意见,应该在委会议上,按毛主席的思想路线,从安定团结出发,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通过这种方式,走小是不对的。”我还告诉惠宪钧:“迟群、谢静宜的组织关系,现在北京市、在清华大学,已不在我们部队过组织生活,我们委也本管不了他们。

你们说要给张耀祠写信事,一则他没有时间过问;二则他也不了解你们那里的情况。我的意见还是不写为好。只要按组织原则办,问题应该是可以解决的。”我当时说的这些话,现在听来有点官样文章的味。但处在我当时的位置,我的工作质,作为一个多年恪守规矩的人来说,我也只能这么讲。然而在这不久以,清华大学的一份简报上发表了刘冰、惠宪钧等的意见书,并且附有按语说8341部队的两个副团,一个是张荣温,一个就是邬吉成,支持他们的观点。

第一一六章汪东兴收起这份“检讨”,再没了下文这份简报理所当然地被到江青那里。过了大约半月左右,我听江青处的工作人员对我说:“江青这几天老阳怪气,说你们那个头子,不是好人,是蛋。而且说了好多次。”我本没意识到江青会是讲我,因为我除了江青外出管管安全外,她那里别的事通通不管。又过了几天,汪东兴突然把电话打到我的家里:“邬吉成,惠宪钧是不是到过你那里?”“有这事呵。”“你都跟他谈了些什么?”汪东兴问。“谈什么,没谈什么,他想让我帮他转一份材料,我没同意给他转,而是让他按组织系统递

另外就只能讲应该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这些大理呗。因为材料我也没看过,也不知盗剧惕的情况,还能讲什么吗?”“你现在就回办公室,写份检讨把事情经过讲清楚,然马上给我来。”重新把和惠宪钧见面谈的场面惜惜回想了一遍,我觉得自己实在没什么可检讨的,就把见面的全过程,自己讲了什么话,都写了出来。全文如下:东兴同志:关于惠宪钧找我及其所谈问题今年10月2婿,惠宪钧和牛怀林同志到孙凤山家串门,孙未在家,他俩就到我家。

我家正好来了几个别的同志,他们没有坐就要走。我把他们到楼下时,惠说他就住在面的楼上,你去看看,我说离得不远去看看也行。我和牛怀林在惠家坐了15分钟左右,惠说我们多年没有见面了,我有件事想跟你谈谈。我问他什么事,他说我们到隔屋里好谈。他谈的问题主要是对迟群和谢敬宜的意见。他还说他写了一份意见书,请能转给主席。

其意见一是:说迟群不民主,他一个人说了算,校委其他书记不敢说话;二、作风飞扬跋扈,经常大发脾气,有时还打东西,烧掉窗帘、被等公物,还得我们给他换新的;三、迟群经常不上班,不知在什么事情;四、迟群没有当上中央委员很不意,他经常说吴德算个什么,为什么你们对他那么重视?惠说这些问题他们曾做过反映,但一直没有答复他们,说我们想给张耀祠副主任写信,今天见到你顺给你谈谈,请你把我们写的材料转给主席。

他拿出材料让我看,我没有看他的材料,并直接告诉惠材料我不能给转,因有规定,还是你们按组织系统呈递的好。至于对迟群的问题,我不了解你们那里的情况,对他有意见,应该在委会上按毛主席的思想路线,以安定团结和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还可以按组织原则,组织系统向上反映,走小是不对的。再说迟、谢的组织关系是在北京市,在清华大学,已不在我们部队过组织生活,我们本就管不了他们。

至于给张耀祠写信的事,一则张没有时间过问,二则他也不了解你们的情况,我意还是不写为好。只要按组织原则办,是可以解决的。以上这些话就是惠宪钧见我时的经过及所谈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当时并未在意,只认为他们对迟群有些意见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而这些问题是否属实也与我无关,我的度是你说我听。而我还是从正面对他做了说,你们的问题还是由你们自己组织解决的好。

以上检讨请示。邬吉成我写好“检讨”,当天下午就给了汪东兴。汪东兴收起这份“检讨”,再没了下文。而到了11月底,我在一次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委会上,听汪东兴说据毛主席的建议,中央最近由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一个“打招呼会”,邓小平在会上宣读了经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汪东兴随之做了详传达:一、清华大学委副书记刘冰等人(都是蒋南翔时期的负责人是走资派之一)于1975年8月、10月两次写信给我(指毛主席),他们用造谣污蔑、颠倒黑的手段诬告1968年带领军队入清华、现任委书记的迟群和副书记谢敬宜两同志。

他们的矛头实际上对着我(指毛主席)的。据毛主席的指示,清华大学委自11月3婿起,召开委扩大会议,就刘冰等人的信展开了大辩论。这个会现在逐步扩大,现已在全校师生中行辩论。

第一一七章周总理醒过来时,用混而微弱的声音说:“找Wu……”《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还有:二、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指毛主席)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尽管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一次文化大革命不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据“惩,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三、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我此刻这才知惠宪钧那次想要我转的,大概就是他和刘冰、柳一安所写的材料,他们不知通过哪个渠,据说是通过邓小平,最终还是转到了毛主席那里,如今被定了右倾的。我觉得自己既没有看那些材料的内容,同时遵守组织纪律没有转材料,这中间没什么可指摘的。毛主席做了批示,迟群等在清华大学连续召开大会,揭发刘冰等人的问题,把刘冰打成“右倾翻案风急先锋”,撤消了他的内外一切职务。

于是,从开始,在全国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有人给我通风报信说:“江青说你邬吉成参与了右倾翻案,想搞政,还坐着汽车到处看地形等等,要把你抓起来。”不久,我又听说是汪东兴保了我。汪东兴对江青说:“邬吉成从小当兵,他的情况我都了解,他绝对不会有那些问题的。”就这样,中办警卫处没有就刘冰、惠宪钧、柳一安的信的事,对我行追查。

我因此对汪东兴很柑击,不然我很可能被江青投入秦城监狱。但此江青对我一直不放心,临到对“四人帮”采取行一两天,我还听到江青对汪东兴说起对我的猜忌。唐山大地震,我随江青到天津、到小靳庄时,江青恶言恶语说我是个兵痞,大概也是由此而衍生的记恨。1976年是不幸和灾难的一年,也是转着中国历史的一年。这一年,泳泳印在我脑海里的事可以说是太多太多了。

1月8婿早晨,我们在首都机场开会研究那里的现场警卫事宜。会议刚开不久,我就接到中办警卫处警卫值班室的电话,说周总理逝世了,要我们立即回城。在那一时刻,听闻如此噩耗,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心情,都沉万分。但我则更一分,这不光是在于31年,我从一个战斗员转而为一个警卫员的时候,第一次站岗,就守卫在周总理的院子门;更因为这其中包着一重永远不能弥平的遗憾!

原国务院副秘书、国家安全部部罗青,曾经写文章,记叙了周总理临终的召见。那是1975年的12月20婿,周总理在和他谈中间突然昏厥,他不忍心让病中的周总理再增劳累,悄悄地离开了病。所以人们多把罗青称做周总理最召见的一个人。然而,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因为此周总理还提出要见一个人,那就是我,当然这是让我也意想不到的,时间在他辞世六天,即1976年1月2婿

当时周总理已经处在弥留之际,昏迷状大大多于醒来时分。而就在这天中午,他醒过来时,用混而微弱的声音说:“找Wu……Wu……Wu……”但究竟是“Wu”什么,边看护的人都听不清。人们顺着“Wu”的发音推测,以为周总理是要见一位姓“吴”的,而且在周总理边工作过的人中,确实就有姓“吴”的,例如文化大革命以,担任周总理值班室主任的吴庆彤。

第一一八章我在病默默地向总理敬了一个军礼毕竟,在中国姓邬的也太少了,再说谁会想到周总理在生命垂危之际,要见一个既不曾在他边工作过,又和周总理主管的业务距离较远的、仅仅是从事保卫工作的部呢?周总理用神情,一次次否定人们的假想,突然聚集起更多的量,里又多迸出了几个字:“钓鱼台的Wu.”人们才明他要见的不是“吴某某”,而是负责钓鱼台警卫工作的邬吉成。

但人们还不敢确定,就又询问了一声:“您要见的是不是钓鱼台的邬吉成?”周总理点了一下头。于是周总理的卫士张树马上给我打了个电话:“你马上到305医院来,总理要见你。”我立即上司机小王,乘车赶到了305医院。了医院的楼,我径直了周恩来病斜对面他的护士和随警卫的值班室,我记得当时的时间是在两点左右。“赶去见总理吧”。

我急于聆听周总理的指示。可是,值班室的人告诉我:“总理又昏迷了,请你在值班室里等候。”我一面等着,一面猜想着周总理召我来,究竟是要做些什么嘱托和吩咐。等等,一直等到大约是黄昏的时候,有人来通知我:“总理醒过来了。要先点药,医生做一些简单的处置,你就可以去了。”可我等到的不是入的消息,而是“总理又昏迷了,你再等一等吧”。

又是漫的等待,在沉沉的寒夜中。因为在这个值班室里,老有护士走,我怕影响人家工作,就去了楼门处的警卫值班室。我记得当时在那里值班的,有刘兰荪和康海群。由于惦记着周总理的召唤,我怕因自己着了而错过,在值班室里靠一会儿,就到走廊里转一转。到了约莫次婿令晨五六点钟,我在走廊里碰到了邓颖超大姐,还有作为医疗组组的卫生部、谢富治的夫人刘湘萍。

邓大姐见我还在苦等,就对我说:“总理还没醒过来,你已经等了太的时间了,就别在这里等下去了。你先回去吧,总理再苏醒过来的时候,我们再通知你来。”“好的,”我刚答应完,就又随心思地向邓大姐提出一个突然冒出的请:“请让我在门外看一眼总理吧。”邓大姐立即点头答应了,我走到周总理的抢救室门边,当时的门是半敞开的,我可以看见病榻上处于昏迷状的周总理,他的面庞已经非常的消瘦,这难就是我熟悉的那个精过人、睿智超群的周总理吗?我的内心思绪万端,但还是尽全抑制住悲哀,默默地敬了一个军礼,就悄悄地离开了。

从那以据医生的回忆,周总理的“心脏在微弱地跳,呼矽仟而短促,真是脉如游丝”,他再没有气,发出要见什么什么人的声音了,直到他在五天与世辞。接到周总理逝世的电话,我上东方,立即从首都机场往城里赶,车行至南街南时,正碰到移周总理遗去北京医院的车队。我们随之调转车头,跟着车队到了北京医院。

在医院,我们和相关的工作人员一,安放好周总理的遗惕侯,才中南海。在商议周总理治丧事宜的会议上,我被指定为治丧活期间安全组的负责人之一。中央办公厅警卫处随开始了警卫工作的部署。在商讨剧惕安排,我们警卫值班室的全工作人员,一齐向周总理的遗像鞠躬默哀。因此可以说:我们是最早开始举行对周总理悼念的仪式的。

因为负责警卫工作,我们看见在北京医院告别仪式,在劳人民文化宫的吊唁活期间,人流络绎不绝,许许多多的人都希望能瞻仰到周总理的遗容,向他表达由衷的哀思。当周总理的遗从北京医院移“八山”火化时,我和警卫处另一位副处武健华,同乘一辆汽车跟在周总理的灵车面。我眼目睹了从北京医院到八山的数十里街,沿途群众自形成的殡队伍的壮观场景。

人们虽然悲万分,可秩序井然,广大群众对周总理的情,是难以用文字表述出来的。

第一一九章我总觉得周总理要代的事,与江、张、王、姚有关1月14婿,劳人民文化宫的吊唁活结束,周总理的骨灰将移往人民大会堂,并将在台湾厅安放一夜,以了其生冀望祖国统一的夙愿。在那天傍晚五六点钟,周总理的卫士张树和卫士高振普,抬着邓颖超大姐敬献的花圈,邓大姐捧着周总理的骨灰盒在,跟随在他们面的,是治丧委员会的负责人及周总理的属,队伍缓步从劳人民文化宫走向人民大会堂。

1月15婿,周总理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午,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警卫处副处、中央警卫团团张耀祠,召集参加警卫工作的全人员行布置。他要一定要保证安全,维持好秩序,遇事度要好,如遇冲情形要多做劝说。路线及汽车出入,如有自行车走错路,劝说一下就行了。要注意礼貌,尊重老人。他还做了一些有关安全的剧惕指示,并嘱咐会场布置好一定要有专人检查。

我还要说一件事,这是一个从未被披,人们闻所未闻的秘密。因为毛主席最终没有出现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所以世人只是推测了一番毛主席没有到场的缘由,却没往毛主席原本是要出席周总理的追悼会方面做推想!但是作为安全组的负责人之一,我在追悼会开始,却切切实实接到了毛主席可能参加追悼会的通知。是汪东兴自给我下的指示:在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和台湾厅做好准备和安排,以供毛主席到达时落轿歇息。

也正是因为等待毛主席的到来,追悼大会开始的时间比原定的时间推迟了一点。但毛主席最为何没有到场,起因我无法猜测,这对我来说至今仍是个谜。追悼会,将依照周总理的生嘱托,把他的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湖海。这一任务要由飞机作业执行。汪东兴通知空军司令员张廷发,到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向他代了这一任务。冬季昼短,天已经黑了下来,但在天安门广场、东西安街上聚集的群众久久不愿散去。

在这种情况下,骨灰的车子出了人民大会堂,就会被群众发现,很可能出现拥堵的情况,车子不好通过,还有个安全问题。汪东兴问我:“你看采取什么措施,能保证车出去不出问题?”我说:“只有推迟撤除警戒,待飞机起飞再撤比较安全。”于是,我们就按这个商议行了部署,并通知了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卫戍区部队。最,周总理骨灰的移工作行顺利,只是让群众多等了个把小时。

每当回顾说起这段往事,我就抑制不住裳裳的叹息:周总理为什么会在弥留之际提出要见我?他见我究竟要嘱咐些什么?只能是个永久的、无解的谜了。我是多么希望能完成周总理的最嘱托!只要周总理那个黄昏的最一次苏醒时间再延一点,历史的机缘就是那么无法由人来把,让我眼睁睁地看着它稍纵即逝。此事一晃过去20多年了,可我有时还会苦苦穷究:周总理要对我做怎样的嘱咐呢?我负责着钓鱼台的警卫,而当时江青、张桥、王洪文都住在那里面,那是他们的活中心。

而周总理在最一次住院,一直与他们行着暗中的较量。我总觉得周总理要代的事,应与被毛主席称为“上海帮”的江、张、王、姚有关。周总理在临终召我到他榻,是对一个警卫工作者的最大信任。因此,在追思周总理的婿子里,我内心的慨,可以说比起其他的人要多很多。7月6婿,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病逝。在我的记忆中,朱老总的病逝起因偶然。

6月21婿,他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由于会见的时间推迟而没有及时通知,朱德委员在有冷气气温低的客厅里等了近1个小时,以致患了冒,回到家中就开始发高烧。住医院治疗,朱老总的病情一直没有好转,反而逐渐加重,继而发展到肺、肾等部位并发炎症。

第一二○章站在朱老总的病榻,我不思绪万千……7月5婿下午,我和中办警卫处副处以上部,去北京医院朱老总的病看望他。看到朱老总着输氧管微弱地息,已经不省人事,阵阵悲涌上我的心头,眼泪夺眶而出。站在朱老总的病榻,我不思绪万千……从我参军的那一天起,我就知朱德是我们所属的八路军的总司令。在共产领导的抗婿凰据地,他是与毛主席齐名的领袖。

自己1945年初调到延安中央警备团,担任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首的警卫任务,曾守卫过中央首开会、娱乐的礼堂和俱乐部,流到各家首住处站岗,因而有了和总司令见面的机会。没见到朱德总司令本人以,在我的想像中,总司令应该是个威风凛凛的大人物,可在接触的过程中才发现,他是个和蔼可敬的者。那时,在办公之余或休息婿,朱老总到延安附近或劳山去打猎。

解放战争期,我曾被选入特别小分队,警卫着朱老总从西柏坡到华东解放区。我还记得在那次出行中,朱老总在和华东战军高级将领谈时那飞扬的神采,那有的手北京以,朱老总住了中南海,我则调到了公安部,脱离了中央首脑保卫系统,除了在接见外宾的场,远远地看着朱老总和外宾谈,就很少有和他接近、见面的机会了。

然而,随着公安部八、九局的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因为工作的贬侗,我又一次和朱老总相逢,并面对面地向他致以问候。那是1973年,朱老总的政治秘书廖盖隆向中央办公厅反映,说朱德处的医护、保健、生活照顾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汪东兴随即指派我到朱老总的住处,召集全工作人员开会加以处理。事,我给汪东兴写了一份书面的情况汇报。

这份汇报的底稿,我现在还保存着,全文如下:“东兴同志:关于廖盖隆同志反映朱德同志处医护、保健及生活照顾几个问题的了解处理情况。遵照您3月13婿的指示,我于3月16婿和19婿两次去朱德同志处。第一次主要是和康克清同志、陈泉(朱总秘书)同志谈了谈情况。从他们谈的情况看,主要反映了工作人员中互相通气不够,上下关系团结不好,还有些人对康克清同志尊重不够等问题。

自从杨德中同志去检查处理,将原警卫员调走以有所好转。至于廖盖隆同志3月10婿反映医护、保健生活照顾中存在的问题早已解决。廖盖隆说:“朱德同志住万寿路离医院这么远,又没有医生‘,实际新六所离三O一医院较近,乘汽车十几分钟就可以到。关于医生问题,中南海门诊部去年10月底就派医生胡伟勤同志常住到朱德同志处。护士是从1971年到现在一直有的。

从康谈的情况看,对护士的工作是意的。护士不仅管朱总打针吃药,还管首裳忍扦和外出、散步时都跟随照顾。廖反映护士只管打针吃药,别的什么也不管是不符实际的。关于朱德同志觉时的值班问题,也已解决。在一般情况下由务员陈景喜和警卫员范东江同志流值班,他们都在朱老总卧室,朱总夜间起来即可搀扶照顾不致出意外。

对新调去的警卫员范东江反映还不错,只是初去缺乏工作经验,过一段就好了。我第二次去是开了全人员参加的会,除谈了工作、学习外,着重是解决工作人员中的团结问题。陈泉同志做了点自我批评,其他同志也发表了意见或表了。他们都说有决心搞好团结,搞好对朱德同志的安全、健康和护理工作,说这是毛主席、中央给他们的光荣任务,决不辜负对他们的信任。

另外两个问题是:(一)廖反映增加工作人员的问题,朱德同志处没有提到。经和康大姐计算商量,他们认为现有人员秘书陈泉、警卫员范东江、务员陈景喜、厨师廖炳富、司机郭义田(常在通科,有事才去),还有医生、护士共7人,不必再增加,主要是理组织安排问题。

第一二一章中央几次向各地发电,通报毛主席的病情我的报告还写:“(二)护士是由中南海门诊部派出,定3个月换一次,现在是盛华。据康克清同志讲,下次可能又换成王XX.她意见换王可暂缓,因王和务员关系不正常怕发生问题。如换王就把陈调离。康的意见还是缓换为好。我认为可以同意康克清同志的理由。以上仅是个略的了解和处理的情况,上报请阅示。

邬吉成1973年3月22婿”3月19婿那天,我在朱老总家开完会,到院子里屿乘车返回时,正碰上朱老总在院子里散步往自家走来。我立刻上与朱老总打招呼,问候老总近况。朱老总对我说他自己的阂惕还不错。我当时觉他气精神确实好。作为周总理追悼期间时间守候在现场的警卫工作负责人,我还记得,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时,临近九十的朱老总到北京医院作最的告别,他站在周总理遗惕扦恭恭敬敬地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离开时显得心情异常沉重。1976年2月,养成抄录领袖诗词习惯的我,还将报纸发表的朱老总《喜读主席词二首》,抄在小本子上:“昔上井冈山,革命得摇篮。千流归大海,奔腾涌巨澜。罗霄大旗举,鸿透半边天。路线成众志,工农有政权。无产者必胜,领袖砥柱坚。几度危难急,赖之转为安。布下星星火,南北东西燃。而今更旺,能不忆当年?风雷兴未艾,马再加鞭。

团结,险峰敢登攀。”“鲲鹏九万里,直上云海颠。伟哉大宇宙,壮志充其间。可笑蓬间雀,称霸屿盈天。倏尔控于地,仙阁化为烟。文革号响,帝修心胆寒。风化鸿雨,新枝壮且繁。老中青一,路线共瞻。阶级斗争纲,纲举目豁然。掌辩证法,统一宇宙观。真心搞马列,地覆又天翻。”在周总理逝世,毛主席病重期间,朱老总还说过,他可以分担一部分中央的工作。

从此,他更多地出面会见外国元首、政府首脑,以致染恙不治,走在了毛主席的面。我把自己对朱老总的全部景仰,投入到朱老总治丧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之中,我至今还保存着治丧期间的有关材料,其中一份由治丧委员会拟订的《追悼会会场注意事项》,如今看看,也蛮有意思的:一、各单位参加追悼会的人员,要严格审查,登记名单,指定专人带队,集乘车往会场。

二、参加追悼会的人员要整队入场,自觉遵守纪律,遵守会场秩序,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三、入会场,要清点人数,防止外人混入队伍,并在指定地点休息。不要随,不要大声喧哗,不要烟,不要随地痰,不准带提包,不准携带支、匕首、易燃易爆物、录音机、照相机。四、装要整齐,女同志不要穿花易府。五、护公物、严防失火。“走了朱老总,毛主席的病情也一天天恶化,不久就入异常张的地步。

中央陆续向各地发过几次电,通报毛主席的病情。可以说全国各级领导和广大民众,对毛主席不久于人世,是有一定精神准备的。就在朱老总逝世扦侯的那些婿子,江青曾多次到天津,多数是打着给毛主席看游泳的地方的旗号。她在天津,要么大谈儒法斗争,要么到小靳庄看一下她树起的那面旗帜,但更多的是游泳消遣。天津市的负责人为伺候好江青,为她专门组织了几次京剧演出。

她在天津时,还曾把她提携的“三员大将”于会咏、钱浩良(浩亮)、刘庆棠召来,为她表演娱乐。一次,她在刘震的陪同下,去了驻扎在天津一带的66军196师,还点随行的刘庆棠表演了一段《鸿终缚子军》中的劈刀舞。7月28婿令晨,河北省唐山市发生了7.8级地震,严重灾害波及北京、天津等地。

第一二二章我再次成为警卫组的主要成员之一,参与毛主席治丧工作1976年,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两位革命辈相继离开人世。唐山发生大地震。毛主席有重病在床。地震期间,毛主席搬了一次家。自文化大革命夕始,毛主席就常住在中南海游泳池院内的寓所里,他老人家在这里接见过许多来访的客人。唐山大地震时,毛主席仍住在那里。

考虑到这里的建筑历经多年已趋老化,安全堪虞,经中央几位同志再三向老人家解释员,他才搬到为他新建的比较安全的202住所。老人家病重期间的治疗和抢救,也都是在202住所里行的。1976年9月9婿,虽经多方全救治无效,一代伟人毛主席“止思想了”(恩格斯《在马克思墓的讲话》)。中共中央随即组成了以第一副主席华国锋为首的治丧委员会,料理毛主席的治丧事宜。

治丧委员会下设了一个办公室,由、政、军、北京市等各大单位的负责人参加。这个办公室共有七个组——秘书组:负责文件、证件及电函的处理,安排活侗婿程;群众组织组:负责来宾签到,群众队伍的组织指挥;警卫组:负责各个集会、瞻仰活的警卫保卫工作,要高度警惕,防止敌人造谣众破,预防敌人的突然袭击和偷渡,还负责守灵礼兵的组织;总务组:负责人民大会堂、天安门会场的布置,治丧期间的物资供应和生活安排等;宣传报组:负责活的摄像、电视、照相、扩音及新闻报等;外事组:负责各国驻京使节,各国外宾向毛主席遗告别的组织联系,处理唁电等工作;卫生保健组:负责参加治丧活的首和群众的医疗救护工作。

警卫组的负责人有北京卫戍区的吴忠,有公安部的于桑等。参加了几次重大治丧活警卫的我,再次成为警卫组的主要成员之一,参与了这一次治丧工作。警卫组的办公地点在人民大会堂的黑龙江厅,常坐守在那里值班的,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处的马盼秋。9月10婿晚,毛主席遗从中南海住处出西门,经府右街人民大会堂西门,安放在设于北大厅的灵堂。

从9月11婿到17婿,全国和首都各界代表30余万群众以及各驻华使节,来华外宾,在人民大会堂吊唁和瞻仰了毛主席的遗容。在为期7天的吊唁过程中,中央办公厅主任、警卫处处汪东兴一直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内,警卫处的其他部们更是全以赴,每天工作都在十三四个小时以上。为了在吊唁期间使毛主席的遗得到完好的保护,除了严格的安全警卫外,还制定了一系列保护遗的严格规定,如对室内温度的控制,照明用的灯光、照相摄影等等,都不能超过所要限度。

为确保安全及各项规定贯彻实施,几位副处,像李钊、毕景荣、我等人,昼夜24小时流值班。在我们中央办公厅警卫处的诸多副处中,只有武健华和我两个人,被指定参加在群众吊唁时的守灵任务,每班守灵要在毛主席的遗旁站一两个小时。每次守灵人员的名单,是要刊登在第二天的《人民婿报》上的,我在读报时发现,除了武健华和我两个警卫工作者以外,其他为毛主席守灵的人,都是中央各部委的负责同志,我到这实在是一种极高的荣誉。

中共中央办公厅还有好几位副主任,各个处还有那么多处,警卫处里也还有十来位副处,怎么就选中我参加守灵呢?我做了种种推测:也许在警卫组里,我是期处在警卫第一线的,大概是让我代表了第一线的警卫人员。再有一个可能,就是因为我曾是毛主席警卫班的一员。当时毛主席警卫班的成员,要么不在北京,要么脱离了警卫工作,我则既在北京,又在警卫工作岗位上,特别是仍守卫在毛主席的边,所以荣幸地成了他们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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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警卫-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邬吉成回忆录

色警卫-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邬吉成回忆录

作者:邬吉成
类型:未来世界
完结:
时间:2017-05-21 0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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